刑賞忠厚之至論點評

　　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際，何其愛民之深，憂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。有一善，從而賞之，又從而詠歌嗟嘆之，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。有一不善，從而罰之，又從而哀矜懲創(chuàng)之，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。故其吁俞之聲，歡忻慘戚，見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書。成、康既沒，穆王立，而周道始衰，然猶命其臣呂侯，而告之以祥刑。其言憂而不傷，威而不怒，慈愛而能斷，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，故孔子猶有取焉。
《傳》曰：“賞疑從與，所以廣恩也；罰疑從去，所以慎刑也。當堯之時，皋陶為士。將殺人，皋陶曰“殺之”三，堯曰“宥之”三。故天下畏皋陶執(zhí)法之堅，而樂堯用刑之寬。四岳曰“鯀可用”，堯曰“不可，鯀方命圮族”，既而曰“試之”。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，而從四岳之用鯀也？然則圣人之意，蓋亦可見矣。
《書》曰：“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。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(jīng)?！眴韬?，盡之矣?？梢再p，可以無賞，賞之過乎仁；可以罰，可以無罰，罰之過乎義。過乎仁，不失為君子；過乎義，則流而入于忍人。故仁可過也，義不可過也。古者賞不以爵祿，刑不以刀鋸。賞之以爵祿，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，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。刑之以刀鋸，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，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，而爵祿不足以勸也；知天下之惡不勝刑，而刀鋸不足以裁也。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，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。故曰：忠厚之至也。
《詩》曰：“君子如祉，亂庶遄已。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。”夫君子之已亂，豈有異術哉？時其喜怒，而無失乎仁而已矣。《春秋》之義，立法貴嚴，而責人貴寬。因其褒貶之義，以制賞罰，亦忠厚之至也。

　　策論是國家向知識分子尋求關于某某問題之對策的一種形式。宋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蘇軾參加禮部進士考試，其策論的題目是：“刑賞忠厚之至論”，這篇文章雖然是考卷，卻并非應付考試，也沒有刻意推測考官喜歡什么，思考的問題也相當深刻。一個看起來似乎很枯燥的題目，作者卻說得有聲有色，好像早就成竹在胸，完全沒有一般試卷的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揣摩諂媚討好之相，就是在平常時刻，風清月白，靈思忽至所得之文，也不過如此。如果不說是策論，讀者是想不到它只是一紙試卷的。區(qū)區(qū)六百言，讀起來有青銅之音。

　　蘇軾的這篇策論，至今令人激動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。此文曾經(jīng)引發(fā)一個著名的典故，在文中，東坡寫道：“當堯之時，皋陶為士。將殺人，皋陶曰：“殺之’，三。堯曰：“宥之’，三?！敝骺脊贇W陽修曾就此事出處問蘇軾，蘇軾答云：“何須出處。”這種回答很令人想到當年陳寅恪先生“不尊奉”。尤其，歐陽修時代“載道”“言必有出處”乃是風氣，蘇東坡公然杜撰了一個典故來為他的論點辯護，這是后世中國那些言必某某說的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的知識分子根本無法相比的。

　?。ㄒ远抛脑⒀粤⒄?，也無可厚非。但如果將杜撰托于圣人之言，當作史實來立論，就未免失之虛妄，更談不上什么節(jié)氣。言必某某說的知識分子固然“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”，但為學問者，引申大家言論者，怎么能不“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”呢？如果連真實性都無法保證，“某某說”成為文人杜撰的工具，那也太荒謬了。事實上，先有論點，再為論點找證據(jù)，甚至捏造證據(jù)一直都是我國文人為人所不齒的原因。蘇軾這種做法值不值得稱贊，實在需要謹慎。)------說的好?。?！

　　“刑賞忠厚之至論”這篇策論的題目只是規(guī)定文章的內容，并不強求贊成或者否定，僅僅是要求對此問題發(fā)表高見。而且這個問題不是一般的問題，是關于國家制度的問題。孟德斯鳩曾經(jīng)著有《論法的精神》，上下兩大冊。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也是論法的精神，把“法”的兩個方面，寬容與界限，“仁可過，義不可過”說得那么清楚，不過是區(qū)區(qū)六百字。

　　年輕時就有“仁可過，義不可過”這種立場的蘇軾，成為古代中國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，成為知識分子的典范，對中國文明產(chǎn)生巨大的影響，顯然與科舉制度有關。同時，無數(shù)人才被科舉制度中良知泯滅的考官的個人專制所扼殺，也令科舉制度最終被取消。